
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祁县乔家堡,地处三晋中心,自古便是商贾云集之地。近年来借着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和《乔家大院》两部影视名片的热播,原本籍籍无名的乔家大院名声鹊起,成为了三晋第一去处。这次回乡旅游,我便是慕名而来。
穿过那些叫卖劣质工艺品的小摊主重重包围,很远就能看到乔家大院那带有城垛的、堡垒状的围墙了。整个大院占地面积并不大,但墙高院深,单从外面很难看出里边竟容纳了六处院子,每处院子又有两进甚至三进,有阁楼,有厢房,有跨院,居然还藏了一个不大的私家花园。虽然不过是青砖灰瓦,但随处可见精雕细琢的砖雕、楹联和门楣。没有皇家官邸的气度恢宏,没有江南园林的优雅空灵,乔家大院处处透露的是山西人特有的精细和内敛。整个大院的色调以青灰为主,布局紧凑,留白不多,加上那三丈多高的青砖外墙,行走在院落走廊之间,给人一种莫名的压抑感,让人一下子就体味到了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里那种封建家族的氛围;很难想象那汇通天下的梦想,竟产生于这方狭隘封闭的空间里。
昔日一方巨贾的藏富之地,如今只剩空院一座,内里早已换上了“晋中民俗博物馆”的瓤子,加上老谋子无处不在的大红灯笼,看上去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。院子里人头攒动,游客一拨接着一拨,比赶庙会还热闹三分。在游人的裹挟下,我身不由己的转完了六个跨院;没有独对历史的苍凉,没有灵魂升华的感触,有的只是一身臭汗和走马看花的感觉。所谓的乔家三宝“犀牛望月镜、九龙屏风和宝珠”在最后一处院落里,等看到时早已走的两腿发软,没有丝毫的兴致了。这里还曾是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的主要拍摄点,看着昏暗的堂屋里那张精美的大床,听着导游小姐把“当年巩俐睡过的床”作为看点,疲惫中不禁哑然失笑。
导游、游客所津津乐道的“乔家三宝”,对当年乔家的商业帝国来说,也不过皮毛而已;后人如此热衷,只怕是认错了宝贝。在我看来,乔家真正的“宝”从来就不是这些有形之物,独领风骚的晋商文化、“汇通天下”的雄心胆魄和“五世而衰”的教训,也许才称得上是真正的“乔家三宝”吧!
走过在中堂、退思堂,于匆匆一览中我仍感到一丝困惑。一脉晋商、五代富贵,所留者难道仅仅是华堂深院?那产生了汇通天下的雄心与睿智,难道仅仅满足于在一环高墙中抱守华年?厅堂空旷,廊檐寂寥,无人对答。支撑这幢大宅子的精神仿佛已随着主人的故去而弥散,只剩下雕梁画栋承载一段曾经的辉煌。在一处僻静的角门处,我手抚雕花砖墙站定,等待妻子留下一张影像。抬眼望去,那墙面平整如裁,砖缝笔直如线,历经数百年,竟然没有一处裂缝或损毁。手指触摸着古老的青砖,思绪恍惚划过一缕微妙的波澜,与这百年老宅的魂魄撞击出了一丝共鸣,却无法穿透岁月的重重阻隔,望见一方紫缎绸衫的背影。
怅然回望,想起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中,三姨太缥缈的京腔在层层叠叠的灰色屋脊上回荡的情形,突然有一种想要从高处俯视这百年大院的冲动。然而,几处阁楼由于年久失修,早已不对游人开放;一块“游客止步”的牌子,仿佛隔绝了通向那百年沧桑的阶梯。我有些遗憾,不能从阁楼上俯视乔家大院,也就失去了俯视这段历史的机会;而面对这来来往往的游客,只能触及尘世的喧嚣和无限惆怅。
乔家大院的西墙不知毁于何时,新墙是后人补建的。与旧墙相比,新墙仿佛临时搭建的脚手架,轻佻而全无凝重之气。午后的斜阳照在挂着《乔家大院》大幅剧照的西墙上,幻化出斑斓的光影。照片上,陈建斌扮演的“乔致庸”一脸的傲气与沧桑,将一代晋商演绎的风采飞扬。想当年以乔家为代表的晋商“先有复盛公,后有包头城”,气魄和影响力何其之大;如今却只剩一街粗制滥造的工艺品小摊,从宰客的出手如刀中寻找一点当年晋商的余晖了。发迹于末代王朝的乔家,纵然有乔致庸这样的商业奇才,不但未能演化成为现代的商业帝国,而且也没能成为同仁堂那样的百年老店,甚至不能荫及子孙(乔家后人旅居各地),仅剩下一幢空荡荡的宅院。一切风云人物终究归于灰飞烟灭,只有这堡垒般的大院能捱过岁月变迁和历史浩劫,可它经历的兴衰成败,所承载的沉重与苍凉,芸芸游者,又有几人能明白呢?
离开乔家大院时,乔家堡前面的301国道上运煤车隆隆驶过,扬起一路黑乎乎的煤灰,给大路边乔家大院的大幅宣传牌蒙上了一层黯淡。一边忍受着令人窒息的煤灰,回望乔家大院在夕阳中的剪影,不禁感慨万千:曾经创造了与徽商齐名的晋商文化的山西人,现在却沉陷于煤炭资源枯竭与环境重度污染的困境中不能自拔。这世上还有多少人作着“买椟还珠”的买卖而尚不自知呢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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